《西藏的教派时代》第二十一篇：

帕木竹巴政权正式获得元朝授权后，取代萨迦派成为了卫藏地区的帝国代理人。

受封大司徒的绛曲坚赞，随即实施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改革，他修订法律、设置宗本、推行流官、重塑戒律的举动，将帕竹政权迅速带上了快车道。

顺风顺水的帕竹政权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待解决，这就是继承人的遴选规则。

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，任何王朝都是坟中枯骨。

中原王朝对该问题有一个通行的惯例，即所谓“嫡长制”——有嫡立嫡、无嫡立长，如果实在没有子嗣，才会采用兄终弟及的方式。

但在西藏地区，似乎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王位传承规则，在吐蕃时期就发生过废长立幼的情况，可能藏地政权和清朝一样，不以嫡长为优，而以选贤为优。

但选贤是个很难操作的过程，很容易被个人喜好决定，不能保证选出来的都是贤名之辈，必须有相应的制度约束。

为此，绛曲坚赞设计了一整套内部运行的规则。

在他的设置中，帕竹政权由两个权利单元共同掌控，即以“第悉”为首的行政集团、以丹萨替寺“京俄”为首的宗教集团。

一般来说国内学者对于帕竹内部，分别控制政、教的这两个集团没有异议。

但日本学者佐藤长却提出了一个颇有新意的“三巨头”想法，“（帕竹地方政权）三个巨头组成，即京俄、第悉、血胤保持者三部分组成。”[1]

下面我们把这个“三巨头”组织结构分析一下，之所以要详细分析这个系统，是因为帕竹政权初期的强盛来源于此，而由盛转衰的原因，也同样来源于此。

“第悉”是帕竹政权的行政领袖，帕木竹巴的荣辱兴衰，都在他的掌握之中，因此“第悉”以及身边官员的遴选是至关重要的事情。

绛曲坚赞总结历任帕竹万户长的施政案例发现，在帕竹的历史上凡是僧人担任万户长，帕竹万户都得以迅速发展，而俗官担任万户长则昏庸无度、贪酒好色，将帕竹治理的混乱不堪。

因此，他规定后世所有“第悉”必须由僧人担任，王室继承人出家后，要首先在泽当寺担任座主或者在丹萨梯寺担任“京俄”，在经过长期的锻炼后，才能成为下一任“第悉”。

鉴于在帕竹主寺丹萨梯寺地方偏僻，距帕竹万户的首邑乃东较远，绛曲坚赞于年主持修建了泽当寺(在今西藏山南乃东县泽当镇)，使之成为帕竹噶举派的又一个中心寺院。

考虑到萨迦晚期僧人戒律废弛，绛曲坚赞对僧人出任“第悉”的规定还是不放心。

他在《司徒遗训》详细写明了“第悉”候选人的遴选要求:“居此高位者，负责管理以乃东为代表的寺属和非寺属百姓，新老诸谿卡。此人年青时就应出家，不同妇人厮混。戒行整洁，根本不饮酒，过午不食。研究从前的蔑言和古老的史籍，听从知识渊博和有理智的长辈们的意见，眼光不朝下瞅，不做放肆的举动，闲暇之际，闭关诵读本尊礼赞达到一定数次。向护法神不断献以贡品和朵玛施食。

此人不应亲近身旁的年青人，不可白昼嬉戏和赌博，夜晚讲故事。行为放荡不羁。不可私自占有本政权下的穷苦百姓，处事偏私不公，使士卒、人民失望……居此高位者应该、搞清过去的失误、远离诸种坏事。他的司膳官、司寝官以及官寨中任何人若给他斟酒或招请妇人，全体撒巴、俗官和士卒应集中起来，以石头活埋之。倘若不这么办，屈从私情，担心得罪亲爱者和好友，从而犹豫不决，迟宕处罚，这样，第悉政权就会衰落。”[2]

可能是担心后代觉得标准太高，他还以自己为例进行了说明，“我牢记父亲的嘱咐，十岁返回这里时，做到了无醇酒、妇人之过失。二十岁之前坚持念修，年届二十岁之时担任万户长，今日已六十岁了。在这期间，连做药引的酒都未尝过口。我没有酒色过失，倒不是以喇嘛宝师为首的众人阻止的结果，而是鉴于多吉贝杜绝酒色，格守僧人的行为准则，从而获得效益。埃后，帕竹的万户长们由于享受醇酒和妇人，不得不受人欺凌，未见得益。目前，直至萨迦、达官、大德和地方首领均沉迷酒色，其权势衰落，无出头之日。杜绝酒色，坚持僧人操行的必要性即在于此。”

这两段写在《司徒遗教》中的话，不但对担任“第悉”人选提出了标准，还列举了往昔帕竹万户长多吉贝杜绝酒色，格守僧人的戒律使万户兴盛，而俗官万户沉迷酒色导致不得不任人欺凌的例证，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萨迦政权正是在酒色的诱惑下，导致权势崩溃，再无出头之日，希望后代们引以为戒。

绛曲坚赞觉得光有选拔制度，依旧远远不够，还得有一套相应的淘汰制度相配合，毕竟谁也不能保证“第悉”会不会在高位后，挡不住酒色的诱惑而沉沦。

他又制定了废默不称职的继任者的办法，“（继承人）若明知故犯，违反本文字的规定，不论他是我们后裔中的什么人，都得从这一官职上下台，让其主仆二人到丹萨替寺的普通土屋中去住十二年。谁也不要向他敬礼，不要向他表示恭敬，要把他当成普通的人，今后嫡传中居此高位者不得违此禁约，牢记训诫，不得轻狂”。[3]

他不但对后世“第悉”要求极高，就连“第悉”身边的辅政臣子，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奖惩措施。

首先是要求这些臣属必须终生为帕竹服务，其次必须是青年时出家的无酒色过错、不贪污中饱、不树植亲党、不搞歪门邪道的人，而且要公正无私，举止贤良。如果出现酒色方面的过错，就应当把男女二人用铁链锁在一起，在桥头上(指乃东城堡前香波河上的桥)示众七天，然后投入河中。

对其他司膳官、司寝官和文书等人也照此办法处理，他说:“掌钥匙者，乃是我们寄以期望的心腹之人，他们应该眼光朝上看，举止贤良。”[4]

当然了，绛曲坚赞对手下官员也不是一味苛责，对于忠心辅佐的臣属他也给予了丰厚的赏赐，尤其是那些终生为帕竹服务，没有投靠其他势力的大臣，他要求郎氏后人世世代代扶助其子嗣。

例如他任命的第一位总管敦巴·旬努卧，其人在忠诚方面无可指责，但能力实在是太差，而且极度贪财，导致绛曲坚赞的衣食供应都出了问题。绛曲坚赞不得不罢免了他的职务，但依旧允许其保留家产，在做出这个决定之时，很多大臣都表示反对。

事实证明了绛曲坚赞的睿智，当雅桑万户进攻帕竹途径敦巴·旬努卧家族的谿卡，他带着儿子拼死抵抗，最终，他和二个儿子都战死沙场，为帕竹全忠。

绛曲坚赞任命的第二任总管霍尔·宣努桑布也是如此，虽然绛曲坚赞也曾因为他的失误而鞭打他，但他依旧陪伴忠心耿耿的辅佐，陪其渡过了无数艰险。

当绛曲坚赞被萨迦拘捕，他在乃东困守孤城，坚决不投降，在一定程度上救了绛曲坚赞的性命。

为此，绛曲坚赞称赞他，“我能脱险是依托他，此政权之所以巍然屹立亦是他洪恩浩德的结果”。

对于这位忠诚的手下，绛曲坚赞也不吝赏赐，霍尔·宣努桑布的兄弟都得到了重用，世代在帕竹为官。在帕木竹巴政权时期，霍尔家族受封至琼结，成为了帕竹政权历史上有名的“琼结巴家族”（五世达赖喇嘛便是出身于琼结霍尔家族，所以你可以理解，为什么他是绛曲坚赞的铁杆粉丝了吧）。[5]

与“琼结巴家族”类似的还有内邬巴家族(亦称第巴吉雪巴)、扎喀巴家族、仁蚌巴家族等。这些绛曲坚赞身边的重臣，都在之后的岁月里，形成了强大的家族利益集团，不但影响着帕木竹巴政权的走向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西藏历史、宗教的走向。

比如霍尔·宣努桑布（第二代总管）的侄孙曾资助二世达赖喇嘛（后代追认）根敦珠巴创建扎什伦布寺，从此之后，“琼结巴家族”便开始了和格鲁派绵长的交往史。

内邬巴家族也成了格鲁派的扶持者，他们曾支持宗喀巴（格鲁派创始人）创办拉萨祈愿大法会，又是创建哲蚌寺的主要施主，对格鲁派早期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。

而另一个家族集团仁蚌巴家族，则发展成了帕竹历史上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，其家族支持噶玛噶举派，全力压制新生的格鲁派。在其掌控帕竹政权的二十年间，明令禁止哲蚌寺和色拉寺僧人参加拉萨祈愿大法会。[6]

除了以“第悉”为首的行政集团，帕竹权利铁三角的另一极是丹萨替寺“京俄”为首的宗教集团，和“第悉”一样，“京俄”也只能由郎氏家族直系后裔担任。

我们之前在讲述帕竹政权建立的过程中，因主要倾向于政权，对“京俄”的作用涉及不多，但实际上丹萨替寺“京俄”是帕竹统治阶层中举足轻重的位置。自从丹萨替寺第二任座主（京俄）札巴迥乃开始，历代京俄都是郎氏家族的后裔，而且必须是家族中佛学造诣高深的僧人担任。

这些“京俄”中有不少是“第悉”卸任后转任京俄的，因此拥有政权中长老和顾问的身份，在决定第悉人选的问题上具有一言九鼎的影响力。[7]

绛曲坚赞就是被哥哥扎巴坚赞（时任丹萨替寺京俄）扶上万户长之位的，当时元朝官员罢免了坚赞加布，本想让扎巴坚赞兼任帕竹万户长，但他拒绝了这个任命，并推荐弟弟担任。当绛曲坚赞被萨迦拘捕，又是扎巴坚赞顶住压力，拒绝了罢黜他万户长的动议，使萨迦本钦没有得逞。

难怪绛曲坚赞赞誉道：“京俄德瓦协巴(即扎巴坚赞）是恩人，其原因是在京俄德瓦协巴(尼却扎巴仁钦)圆寂之际，他十八岁就承袭宝师的法座，从而使法嗣未失于喇嘛德赛瓦，因而于后人恩德巨大。”

不但扎巴坚赞有此权威，后世“京俄”也一样言重于鼎，当帕竹“第悉”人选议而不决之时，几乎都是求教于“京俄”，而“京俄”几乎每次都是一言而定。

在帕竹宗教权位中，除了丹萨替寺“京俄”之外，另一个很重要的位置，便是泽当寺座主。

在帕竹万户发展的过程中，绛曲坚赞深感丹萨替寺远离帕竹中心乃东，不便于家族后裔学法。而其他各派寺院僧人沉醉于世俗权位，戒律废弛，他感慨道：“丹萨替寺第一任座主札巴迥乃之后的禅师们，不把精通佛学放在首位，成了愚蠢的白痴，什么都不懂。”

为了使郎氏家族后裔能够得到良好的训练，成为有学问和信仰的官宦，他于公元年，在乃东捐资兴建了泽当寺，并规定朗氏家族的子弟必须入寺学经。

在他的推动下，泽当寺成为了帕竹噶举派，除丹萨替寺外最重要的寺院。其寺院历代座主也均由郎氏家族后裔担任，不过泽当寺座主的地位要稍低于丹萨替寺“京俄”，好像也从来没有过泽当“京俄”的尊号，但依然有几位帕竹“第悉”，是从泽当寺座主位置上退下来转而就任“第悉”的。

泽当寺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，并不拒绝别的教派高僧前来讲法，“著名的布顿大师（夏鲁寺堪布、《布顿佛教史》作者）和噶玛派第三世活佛都曾应招来到这寺院讲经，《青史》的作者熏奴贝也曾一度住在这里学习”。

这种兼容并蓄的宗教气氛，给了泽当寺一个融汇各宗派理论之长的机会，使之成为当时西藏最繁荣的寺院，同时也为帕竹郎氏后裔打开了眼界，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受到锻炼。

相比于前两者地位没有异议，帕竹权利的第三极血脉保持者的地位，学界一直存有争议。

第一位提出这个想法的学者是日本藏学家佐藤长，虽然我对他认为绛曲坚赞一心想要“挣脱从属中国的地位，恢复古代吐蕃的光荣”的理论很不认同，但不得不承认他对元明之际的西藏历史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，很多著述极有深度。

帕竹政权的三巨头结构理论，便是他首先提出的，“第三位巨头称作“血脉保持者”，前面二位巨头只能由僧人来做，他们没有家室子孙，这样，为了保持郎氏家族的血统，留俗人娶妇生子，依次供应前二者人选，这就是“血脉保持者”的任务。以上三个地位由郎氏家族人据有，三者牢固地结合而形成王朝的核心。”[8]

不过国内学者有不同的看法，“佐藤长先生把血脉保持者看作是与京俄、第悉并立的是不合适的，因为藏文史料显示，在家俗人这一支除了为了第悉、京俄和泽当寺座主提供候选人外，再不拥有别的权力，他们仅仅充当的是繁衍子嗣的角色。所以帕竹政权实行的是双头制，并非三头。”[9]

对于此处争议，我倒是更倾向于“三头制”的理论，虽然藏文史料中确实没有帕竹“血脉保持者”职位的记载，但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位置仅限于繁育候选人的温床。

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藏史，多为后世高僧撰写的教法史料，这些高僧们对弘扬佛法之外的事情，惜墨如金很少涉猎，别说是对于一个血脉保持者没兴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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